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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仁得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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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。”这句话读来通达,仿佛一个人只要坚持了自己的信念,就能与一生的遭遇和解。但把它放回具体的人生里,事情便没有那么轻巧。失去的地位、忍受的屈辱、无法挽回的岁月,都不会因为一句“值得”而消失。求仁得仁的分量,恰恰要从这些真实的得失中去理解。
孔子说这句话时,谈的是伯夷、叔齐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孤竹君想让叔齐继位,父亲去世后,叔齐却要把君位让给兄长;伯夷不愿违背父命,选择离开,叔齐也不肯就位而去。这段故事若只从权力的归属来看,两人都没有得到什么。但在他们各自的取舍中,父子、兄弟之间的情义有了比君位更重的分量。孔子称许他们“求仁而得仁”,所认可的,正是这种选择本身的价值。【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】、【《论语·述而》】
我们未必需要接受古人的全部伦理观念,却仍能理解其中的难处:有些东西,一旦以伤害自己珍视的人和原则为代价去取得,拿到手里,也未必能安心。伯夷、叔齐的故事使人看见,所谓“得”,还包括保存一种关系,守住一份自己认可的道义。君位让出去了,他们认定应当尊重的东西,却在让出的那一刻得到了尊重。
不过,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。司马迁写到二人最终饿死首阳山,录下传说中他们临终前的歌,又追问:“怨邪非邪?”他继而列举善人困顿、恶人享寿的情形,对善恶与命运之间的不相称深感疑惑。读到这里,“求仁得仁”便有了另一层重量:一个人可以认可自己的选择,同时仍对遭遇感到悲愤。【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】
这种悲愤并不必然损害他的操守。遭到不公而愤怒,承受损失而痛苦,都是人的正常感受。坚持原则,也没有附带一项必须心平气和的义务。后人若只记得他们终于成就了名节,便轻轻略过他们付出的代价,赞美就容易变得冷淡。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选择中获得支撑,与他所受的伤害是否应当发生,是两回事。
司马迁本人,正好让这种区别变得格外清楚。他因替李陵辩说而获罪,遭受宫刑。后来在《报任安书》中,他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早已超脱苦痛的人,反而坦言“肠一日而九回”,每每想到所受之辱,仍会汗湿衣背。他之所以活下来,一个重要原因,是那部史书“草创未就”,舍不得让多年心血就此中断。对未竟事业的牵挂,与无法摆脱的痛苦,一直同时存在于他身上。【《报任安书》】
从这个角度读司马迁,便能理解,坚守并没有一种固定的姿态。有人以拒绝表明立场,有人忍受误解,继续完成手里的工作。司马迁把自己留下来,也把许多人的命运留在了书中。他对伯夷、叔齐的追问,使后世仍能看见那些不能被成败解释的人生。这样的写作包含着对人的体察:史书里的一个名字,曾经也承受过饥饿、恐惧与无处申说的委屈。若把求仁理解为对人及其尊严的珍重,他的笔下便有这种精神。
然而,谈论求仁得仁,也不能只停留在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。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善的,并不足以证明他的行为确实有益。仁既然关乎人与人的关系,就还需要走出自我,在别人的生活里留下可以辨认的结果。
范仲淹置办义田的事,提供了一个朴实的例子。钱公辅《义田记》记载,他购置千亩田地,用收益赡济族人:日常的口粮、每年的衣物,以及婚嫁丧葬,都有相应安排;还选择合适的人管理收支,对领取资助的条件作出规定。他早年便有这个愿望,只是财力不足,直到后来有了俸禄收入,才逐步办成。【《义田记》】
这些细节,比一句慷慨的表态更能说明问题。关怀一旦落到实处,就会遇到许多琐碎的事情:钱从哪里来,谁负责管理,怎样分配,如何持续。范仲淹愿意处理这些事情,他的仁心便有了日常的形状。族人得到粮食和衣物时,他所追求的善已经实现了一部分。这种“得”,不必等到后世的赞誉才成立。
由此看来,求仁得仁既关乎一个人如何选择,也关乎他的选择最终成就了什么。它允许我们在功名与利益之外衡量人生,却仍要求我们认真面对现实:损失就是损失,伤害仍须追问,而善意需要落实。
再读“求仁而得仁”,便不必急着替古人接上那句“又何怨”。先看见他们所处的困境,看见那些选择原本可以有多难,才可能理解这句话。有人留下了一次不肯相争的退让,有人留下了一部容纳人间悲愤的史书,有人留下了能够接续供养族人的田产。他们所珍视的东西,经由自己的行动,在世间多存在了一些。这样的所得,已经足够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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